熊绍君:关于人生的基本问题(七)

  第四节 我从何来 我往哪去

  我从何来,我往哪去?这其实是个关于生死的人生问题,也是哲学问题,还是个宇宙问题。宇宙即大自然与人是一体的,宇宙问题不解决,人生问题断无办法。外国人喜欢自然和人文分开来讲,而中国人却喜欢将两者揉合在一起,讲究“天人合一”。不过又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古人非常注重人生,而宇宙观却不是很强或说不是古代的主流,但中国人想问题办事情喜欢从融通处着眼,从万物相应中找答案,常常将人与世间万物联通起来。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陆九渊从小就聪颖好学,喜欢究问根底,提出自己的见解。三四岁时,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他就日夜苦思冥想。长大后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说时,终于弄明白了其中奥妙。他说“四方上下曰为宇,往来古今曰为宙。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中者也。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如此。”由此可见一斑。下面我们来谈谈介于宇宙人生二者之间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即我从何来,我往哪去?关于生与死,对每个人来说,生是一种偶然,而死却是一种必然。“生”是人生问题,“死”便进入了宇宙。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有生必有死。有人出生,有人辞世;有人正在为生计不易奔忙;也有人正在为岁月静好举杯欢颜;还有人正经历着病魔的侵扰,以及死亡的威胁……生活千姿百态,生命万种境遇。我们总说,时间总是有的,再等我一下就好……可最后发现等来的是:亲不待,爱不在,事已过,情无奈。天灾、人祸、疾病,我们能活多少年?人类、自然、生命,这个世界是谁的?人生有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大,就是生死。生死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事情,谁又能逃脱呢?即使我们的儿女再孝顺,家庭再和睦,事业再顺利,在死亡面前也无能为力。活着的时候就要思考生死大事。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曾经我问一群大学生:“关于生死的问题你们讨论过吗?”大学生们说:“没有,怎么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呢?”还有的说:“活得好好的,怎么去谈论死呢?”我告诉他们说:“生死都是自然,生包含着死,死是生的结果,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归宿,我们要坦然面对。”我又问他们:“你们思考过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吗?”他们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深奥了,让哲学家们去回答吧!”我跟他们说:“这是个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这样你们的人生才会豁达通畅,否则你们就会陷入迷茫,失去人生的方向。”他们茫然地看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才是最好的老师。上天不会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就让死亡来得快一点,也不会因为我们是博士生就来得慢一点;死亡不会因为我们是平民就早点来,也不会因为我们是高官就晚点来;死亡不会因为我们贫穷就早来,也不会因为我们富裕就晚一步。在《西游记》中,我们大呼过瘾的情节之一,就是美猴王火烧阎王府,勇销生死簿。我们惧怕死亡,因而妄想逃避死亡。但正如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盛大节日。它终将到来,我们无从躲避。”面对死亡和人生,我们都要补课。我们在前辈亲人去世丧礼上可间接感受到死亡的存在。面临死亡,我们或多或少体味到了可怕与恐惧,也会由感而发提出了“死亡是什么”的疑问。随着对死亡这一问题的思考,作为人类严肃思想也就开始了,这就是宇宙论与人生论碰头的地方。大家对此问题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人人求生而畏死。人们往往不愿意提及死亡这个话题,因为它太过于沉重,沉重得令人窒息。当宗教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宗教流派很多,但都有同一性,就是人世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人的生命是可以轮回的。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就是一趟旅行,死亡无非就是回归到本真的世界,然后再投胎转世,如此往复而已。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自然不会相信这些,但我觉得宗教的一大好处就在于此,它给了人们希望与精神家园,教会了人们平静看待死亡,从而让人们减轻了许多内心的恐惧与伤痛。在当今中国,由于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虽然信奉宗教的人大有人在,但像我这般不信鬼神的人仍然占大多数,所以在对待死亡问题上还是充满畏惧的。生死之事,自古以来无数人在探寻着其中的奥秘,试图看破其中的玄机,寻得长生不死的神仙之法,秦始皇半生都在寻找仙山,汉武帝四处求仙药,唐太宗年轻时对神仙方术不屑一顾,年老天天却吃着丹药,说着“真香”。在那个无法完全认识自然的时代,他们对生死的认识有着局限,还留存着可以避开死亡的幻想,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一批哲人,对生死反而有着超越时代的看法。子路曾经问孔子,死是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子路死亡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而是说还没有弄懂活着的意义,为什么要去考虑死亡呢?这是孔子的生死观。这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理念完全相反,这是一种求索生命真谛,不用顾及死亡的哲学观。庄子是一个早早就看破生死的人。他认为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如同四季更替,日月更迭一样,是自然现象,是一种自然的循环,人从自然中诞生,又回归自然,由自然再去重新孕育新的生,一切都是循环。正是因为他把生死看得如此透彻,惠子才会说他是一个“无情之人”。一颗超然独立于世间的心,看淡世间一切,这是庄子的生死观。

  生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个话题上留下过自己的感慨。而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关于生死观的论述也非常之多,一些好的积极向上的生死观值得学习推崇。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其生死观对中国的影响极大而深远。儒家精神是提倡入世的,以功名声誉为重,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具体体现。名节在古人心目中是可与生死相提并论,甚至重于生死的。前有屈原仕途失意饮恨投江,后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雄壮展示了以死报国的豪情壮志,他们以死立德,实现了儒学精神的延续,为后世生死观确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乃至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传扬。今天的时代,世人已知生死之必然,追求长生不死的人,在今天看来一定会是疯了。如今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像孔子说的那样,在忙着“生”,无暇顾及死,一头钻进生活的琐碎事里,沉浸于生活的酸甜苦辣之中。也许直到某天,亲朋离世的消息传来,才会猛地从平静的湖水里惊醒,在悲伤里见证了死亡的力量,几番休整调节,便又要钻进生活的琐碎里,生死之事便又要丢去一边了。至于如庄子那般人,实在是不多见,活于当世,最多能做到陶渊明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生死面前做个乐观的人罢了。人人都爱生命,人人都有“要生不要死”的心理需求,但是谁都解决不了,于是,宗教和思想家就应运而生了,他们要解决人类的这一需求。最普通的解决与安慰,便是提出并相信有灵魂。倘若知道人有灵魂,一个人的死生只是灵魂的出入,永生不朽的愿望便可实现。但是紧接着就产生第二个问题:既然“身体”和“灵魂”是两件事,那么身体以外还有生命的存在,是不是就意味着存在两个世界?这个问题就是从人生问题转到了宇宙问题上了。所以,在思想史上的宇宙问题,其实是根据人生问题的信仰与需求而来的。肉体与灵魂,既然是两个,自然要成两个世界,在西方哲学上,一个被名为“物质界”,一个名为“精神界”。前一个属于“感官”的世界,后一个属于“理性”的世界。西方人包括古希腊人、犹太人、埃及人都认为人死后可以复活,灵魂会回来,埃及人甚至将死尸做成了木乃伊装在金字塔内等待灵魂复活。佛教讲“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更迭循环。至于在六道轮回中我在何处?佛经认为“无我”,故佛教中生命轮回的思想是一种“变相的灵魂”。总之在宗教和西方人哪里,生命还有另外的世界。至于中国人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古书里常说“鬼神”、“魂魄”,《左传》记载:鲁绍公七年,郑国的伯有死了,他的鬼魂出现叫闹不宁,有人问郑国大思想家子产“伯有为什么能做鬼呢?”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魄为体,魂为光”,身体强健了则光的效力强,若有人精力弥满,其体虽亡,其光仍然能再持续一段时间,故也有“死而后亡”的说法。《左传》又说“新鬼大,故鬼小”,就是以精爽遗留的强弱而生出的区别。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死观,至今如此。精爽到了更高的地步就是“神明”,一个小孩子从小加以锻炼,耳聪目明即是精爽,若先天智慧深细眼光远大至于先知先觉,即成了神明。从子产的人生论和宇宙观,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魂魄鬼神”和西洋的截然不同。西方人认为灵魂复活,中国人则认为“尸归泥土,魂也散了”,若欲使其不散,便需一个凭依,因此拿一块木头,使魂靠在上面,以便魂暂不飘荡散失,这就是“神主”。所以中国人的祭祀只到三代,且只祭祀神主即可,不必非到坟地,至于三代以上鬼魂则根本不存在,无需祭祀。《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记载,宰我问孔子“黄帝为什么能活三百年呢?”孔子说“黄帝生而民得其利,死而民畏其神,亡而民用其教,所以有三百年”。这就是说,并非是黄帝的肉身有三百年寿命,而且他肉身活了一百年,精神存在一百年,他的教化又延续一百年,共计三百年。所以中国人看生命是一种阳气,鬼是一种阴气,生命存在时阳气之光即是神,待生命消亡了,光辉歇了,回复到深黑的阴质上便是“鬼”。总之,中国人的鬼神论归根结底是一种“唯物论”。但是中国人的这种唯物论和西方的唯物论又有区别,西方的唯物论中的物是不发光的,有阴而无阳;中国人的物是阴中有阳。西方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并存,其唯心论讲究“物”外有心,因此中国人讲阴阳,阴的另一面就是阳,故有“一阴一阳谓之道”。如此解释宇宙,人生即在其中,如此解释人生,宇宙亦在其中。因此中国人无宗教,但不能说中国人无信仰。我们再来看《左传》的另一段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问叔孙豹:“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叔孙豹还未答复,范宣子又说“譬如我范家自上古以来,世代为贵族,这算是不朽了吧?”叔孙豹说:“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中国历代为人者,皆未能例外也。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追名逐利的短期行为,熙来攘往奔竞于名利场上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不朽之名的诉求。不用说“立德”方面的假仁假义、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是在被先贤古哲视为生命的“立言”方面,时下的不少著书立说者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难免乎速朽。如果从胡适先生所谓“社会的不朽”的角度看,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他们能拿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生立德功言,死留名誉声是中国古代贤士仁人生死追求之格局境界。若人生有不灭之物,就是“灵魂”。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今世所创造的地位、名誉、财富就得统统放弃,只能带着自己的“灵魂”开始新的征程。生命的意义在于走的时候,灵魂的高度比来的时候要高了一点。每个人生活在人世间,感知宇宙天地,认识大千世界,积累生活经验,形成文化科学等便构成了人类文明。然而,有生就有死,死是每种有生之物的最终结局,死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是每个人无从躲避的宿命。人们一想到此便会恐惧不安,甚至万念俱灰,从而在人生中做出一些异常或反常的行为来。生命是一部壮丽的乐章,死亡犹如一个休止符,对于人来说,这是最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人一死万事不存,灰飞烟灭。为了否定生命的界限,人们就不断拼命去开发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无限,那么,人类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途径来超越死亡摆脱痛苦与恐惧呢?中国古儒家的贤哲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用彰显精神价值的办法来超越死亡摆脱痛苦的途径。中国古代的圣贤们大多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命是宇宙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形态之一,人生显露了宇宙的仁爱之心,人死也是自然造化的必然结果,所以人死亡既为自然,也是必然,任何想从肉体上达到永生永恒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此,人们只能在生前努力建功立业,努力于道德的培养与人格的塑造,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创造不朽,超越死亡,亦即在个体之我肉体死亡腐朽之后,仍能以精神的价值的形态而存在于世,对社会、众生、国家、民族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从而达到永恒!但儒家提供的这条实现不朽的途径,其前提条件是人们必须学会区别价值大小,人格的高尚与卑微,确立生命过程中哪些东西值得去追求去奋斗。许多人把私利私欲视为最高价值,并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那么其就不可能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不朽。中国古代的圣贤们坚持认为:崇高的理念,先进的思想,高尚的行为,卓越的奉献是高于自我生命价值的。所以人只有忠厚仁爱,舍生取义,造福民众方能传之千秋万代,永垂不朽!

  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了“我是谁”的问题。关于我从哪里来。我想理解了“我是谁”,从哪里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在形式、内容上,我是存在的,是实时的、感知的,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实在。在机制、中介上,我是来自于他者和世界的存在,他者和世界是为何产生,从何而来,科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同样,在人的种属上,人的来源亦是。在自然意义上,我从远古走来,我从大自然而来,我从母体中诞生。在社会意义上,我从小成长而来,我从家庭学校培养而来,我从社会实践活动中锤炼而来。同样,在自然意义上,我从本能中来,回归本能,为纯粹的动物,脱离本能,则为有精神思想的高级动物。在社会意义上,我从原生态中来,回归原生态,是纯粹的自然自由人,脱离原生态,归于秩序,则为纯粹的社会人,心系大众服务社会,则为纯粹的高尚人。在宇宙模型中,从集群中来,回归集群,是纯粹的集体,脱离集体,则是纯粹的个体。在时空性中,从混沌中来,回归混沌,是纯粹的虚无,脱离混沌,走向文明,则是纯粹的高明。一切自我的意义、价值、追溯、目的和体验,都将在这一整体性的框架中完成和呈现。

  茫茫宇宙中,地球时刻都在不停运动,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那么,居住在地球上的我们,来自何方,又去向哪里?如果找不到答案,我们能活得踏实吗?当然,不少人未必会想这个问题,或者事情太多而没时间去想,再或者,用种种方法来转移这个无法解决的疑问。但不论我们想不想,这是每个人最终需要面对的现实。我从哪里来指的是如果没有人类独特的身体,独特的社会与劳动,我们就无法认识到自我的存在,无法理解过去、现在、将来等概念,也无法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从何而来,如果追根溯源我来自于大自然。目前科学普遍认为人类是非洲诞生,又从非洲走出慢慢的来到世界各地,经过千万年的时间,才一步一步进化到现在的境地。但值得怀疑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古代都“创造”了一些光怪陆离的神话,比如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神话亚当和夏娃、中国的古代神话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希腊神话和天神之争、印度神话宇宙论与梵天、巴比伦神话魔力女神死后造就天与地、挪威神话巨人始祖之死创造万物、远古波斯信仰拜火教神话、远古埃及神灵世界开始于混沌状态、古代墨西哥血腥的阿兹特克族神话、日本神话地球是个孤岛等等,这些神话故事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说一个类似于“上帝”的人物从混沌中出现,然后创造了天地万物。科学界现在普遍认为,宇宙的存在是某种机缘巧合下的“无中生有”,宇宙出现在虚无中,大爆炸开创了世界,然后才有了万物。科学就像一个超级望远手电筒,它可以照射到一万米,但不能否认一万米开外依旧是我们现在的认知和暂时没探测到的未知。随着时间推移,科技的发达,研究的加深,整个世界将在我们认知和掌控之中,这是可能,也将必然!宇宙360亿年左右了,地球也46亿年左右了,人类呢?不过才存在了20多万年,仅仅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了解和掌控了无数个为什么,现已经进入智能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我对人类迈向妙处通向美好饱含信心充满期待。我到哪里去指的是人和人类最终走向哪里,具体的指人的主体意识将人的驱体和灵魂引向何处,主体意识是需要存在意义的,如各种追求,主体意识是需要优越感的,如安全感。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碌碌无为的活着,甚至到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活着的一生究竟是为什么?为此,我们必须真正搞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才能懂得明白我要到哪里去。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自然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母胎中诞生,母体从人而来,人从猿而来……这又回到了人类的起源上即我们从远古大自然而来。但我从母体而来,这一层新的联系,带来了原生家庭、母体意识、成长求学工作等新的存在状态。在社会意义上,我从儿女、父母、伴侣、朋友、亲人、学生、职员、老板等角色中诞生,我来自社会及其实践活动,这构成了我的世俗存在。在宇宙模型中,我从家庭、国家、民族、种族、班级、朋友、情侣等各类集群中诞生,这构成了我的集体意志。在时空性中,我从宇宙中诞生,这构成了我的世界存在意志。我既然来自母体,来自大自然,来自社会及其实践活动,那我就要爱父母爱家庭爱亲人爱朋友爱人们爱世界,就要深入自然、深入社会、深入人民、深入实际,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人民、了解实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造福社会,服务人民。我们来自母体,来自家庭,来自大自然,来自社会,来自实践活动,来自人民。这就解决了我来自哪里的问题,那么关于我要去哪里的问题就相对好解决了。同样,从哪里来,就要到哪里去。我来源于自然,回归自然,来源于社会走向社会,来源于实践回归实践,来自人民深入人民回归人民。说到底,我从他者和世界中来,也必然回归于他者和世界中去。如果做不到这种回归,就会产生深切的孤独感。我从哪来到哪去说透了就是生来死去,在来去即生死的问题上,我们要坦然面对,顺其自然,争其必然,自然而然,当然,若能做到视死如归,保持平和的心态则是最好来过的了。如何面对死亡,是人生一大课题,要么悲观绝望,消极度世;要么乐观向上,昂扬奋发。人终有一死,无人例外,只是死亡非常不确定,似乎十分遥远,因此,人们往往没事不会思考自己的死亡。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时,会放下很多以前放不下的东西,比如,某段求而不得的感情、纠结于心的对某人某事的愤恨、或者倾注了大量热情的事业。有两个真实的案例,其主人公客观淡然面对死亡,令人惊叹敬佩。一位是《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朱铁志,朱总编在死前写了一篇《如果我死》的文章,我看了十分感慨。朱先生对生死的观念很前卫,与那些“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截然不同,淡然超脱的观点令我折服。朱先生认为:“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因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绝症,是因为现代医学暂时还拿它束手无策。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意于延长人的双重痛苦。”“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我甚至还有一种或许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体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医生的人道。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为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但我由衷地赞成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并且非常愿意身体力行这样的法律。另一位是台湾的女作家琼瑶,她说:“生时愿如火花,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死时愿如雪花,飘然落地,化为尘土!”。2017年,时年79岁的知名作家琼瑶女士发布了一篇长文《写给儿子儿媳的一封公开信》,概括自己的生死、健康观,中间有一句话,让人听后很震惊:“死后哀荣”是生者的虚荣,对于死后的我,一点意义也没有。她说,我已经79岁,明年就80岁了!这漫长的人生,我没有因为战乱、贫穷、意外、天灾人祸、病痛……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所以,从此以后,我会笑看死亡。我的叮嘱如下:1,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万一我不能作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2,不把我送进“加护病房”;3,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着!4,同上一条,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5,我已经注记过,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重大!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她说,我写这封信,是抱着正面思考来写的。我会努力的保护自己,好好活着,像火花般燃烧,尽管火花会随着年迈越来越微小,我依旧会燃烧到熄灭时为止。至于死时愿如雪花的愿望,恐怕需要你们的帮助才能实现,雪花从天空落地,是很短暂的,不会飘上好几年!让我达到我的愿望吧!其内容几乎与朱铁志先生的文章如出一辙,堪为淡看生死的典范。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智能化时代了,是改变这些落后陈腐观念的时候了,生是偶然,死是必然。谈到“生死”,尤其是面对“死”人们总是很迷茫,或很恐惧。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生死犹如吃饭睡觉是很正常的事,我们要淡然待之,生命中,什么意外变化曲折都有,只有“死亡”这项,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也是必然会来到的。“生命”来到人间也都是“偶然”的。想想看,不论是谁,如果你们的父母不相遇,或者不在特定的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做了爱,这个人间唯一的你,就不会诞生!生是偶然”,不止一个偶然,是太多太多的偶然造成的。死亡却是当你出生时,就已经注定的事,死是一种必然!我们为什么要为“诞生”而欢喜,却要为“死亡”而悲伤呢?所以,我们要用正常正能量的方式来对待死亡。而人如果幸运地从死神手中挣脱,经历过生与死的历练之后,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便会显得那么清晰,才会更加珍惜健康,热爱生活,珍视亲情。人死了就啥也没了,唯物地对待死亡,乐观、积极、坦然地面对它,不用怕,不用回避,提前把临终和身后的事情安排好,然后就认认真真地保养身体,健健康康地活着,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生死不过是自然的规律,生命也是自然的一种安排,你要执着的坚信,生命有自然规律,生死是自然的安排,生老病死是常态,对每个人都一样是公正公平的,那么,生死就不再可怕,向生便是向死,向死也就是向生,生包含着死,死蕴含着生,生死相联相依,死亡是生命的开始,诞生确实死亡的开启。既然容不得你回避,倒不如坦然面对,去好好研究,悟出其中道理,也就没那么可怕。有眷恋不等于怕死,恰恰说明有情衷。但如果仅仅眷恋金钱物质,那死得会很痛苦。生命的旅程,实际上是一个时时可死,步步为生,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活着,就不能有害怕!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曾经历或必然会经历失去生命中的挚爱,生离死别是人生的必修课。真正的面对死亡后,会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死亡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一样,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拒绝的终点。谁也躲避不掉,逃逸不了。生死一直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很多人都在探讨自己是怎么来的,同时,人去世后究竟去哪里。古时候很多帝王都向往长生,比如秦朝的秦始皇,汉代的汉武帝,明朝崇尚炼丹的嘉靖朱厚熜,都是想长生不老永活人间。但是不论他们怎样的努力,都阻挡不了生命的规律,也改变不了死亡的命运。著名大文豪苏轼曾在《赤壁赋》中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就连豁达开朗的苏轼都曾感叹人生之渺小,无法逃脱死亡的定律,更别说普通的人了。我记得有这么一幅关于殡仪馆火葬场的对联:早来晚来早晚都来,先到后到先后全到”。说的就是人终归有死亡的一天,不管你早点来还是晚点来,总有一天是会到来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死的,充满了人生的哲理。下联的意思也是十分的明显,就是说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只不过有的人先出生,有的人后出生,那个先出生的自然也会老得快,比如我们的长辈,而那些后出生的自然也就是晚辈了。在走向终点的时候,每个人的寿命都不尽相同,但是不管活到了100岁,还是80岁,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差异,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可言。人的生死是自然客观规律,谁也违抗不了,改变不了,我们只有科学对待合理顺应,才是唯一正道,为此,我们要象朱铁志、琼瑶一样正视坦然地面对生死。但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生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以不枉度一生。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曾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死亡并不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只要人生的精神世界过得充实,就会有一定的自身价值。人只要过得踏实,每天活得充实,认真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享受快乐的人生,一生也会过得无怨无悔。如毛泽东主席文中所提到的张思德,他一生虽然短暂,但他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死得比泰山还重,历史记载他,人民永远怀念他!“我”到哪去,人一生在不断奋斗、不断追求、不断实现人生目标,而后到达成功或理想的彼岸,最终回归大自然。即人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

  人生就是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有些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所以在确定目标后,他可以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最终到达他所预期的人生目的地;而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走向哪里,所以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他盲目向前,一路乱走,一路蹉跎,甚至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而结果却是碌碌无为,虚度一生。为什么会有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呢?我觉得这和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一生是如此短暂;在浩淼太空中,我们的生命又是如此渺小。如果从唯物论的角度看待生命现象,我觉得,实在看不出生命的终极意义。不论有过多少辉煌,也不论付出多少努力,最终都是趋于毁灭,都是化为尘土。但我们不必因此悲观,科学告诉我们:在有限的层面之外,生命还有其无限的层面。生命既是渺小,也是无限的;既是短暂的,也是恒久的;既是脆弱的,也是强健的。倘能透彻心的本质,就会了解,每个有限的当下都是无限。认识这一层面,我们才能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

  探讨有情的生死,必然涉及生命的轮回。在一般人看来,生命就是从呱呱落地开始。而从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今生只是生命长卷中的一个章节,只是其中一个相对的开始。在它之前,有着无穷的过去;在它之后,又有着无尽的未来。当然,现代人往往不易接受这一观点,但只要对生命现象全面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某些用哲学难以解释的现象,若从科学的生命规律和宇宙观来看,就会豁然开朗。比如,我们是否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缘分?在这个世间,我们会和很多人相识相遇。有些人,我们会一见如故;有些人,天天见面也会视同陌路;还有些人,我们却会毫无理由地心生厌恶。原因何在?很多人会说:这是缘分。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思考:缘分又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缘分?如果相信生命规律和磁场,对缘分就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我们所看到的表象,还有许多生命规律、定律及磁场带来的效应。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这个道理,人们之间,在自然上,磁场频率相同或相似,在社会上,三观相同或相似,就会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就很容易走到一起,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投缘或英雄所见略同。再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有自己学起来很容易上手的专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学习中付出同样努力,未必会有同样结果,还可能相差甚远,是上天不公吗?是命运捉弄吗?都不是,只是因为生命起点不同。起点高的,稍加努力就能领先于人,而起点低的,惟以“笨鸟先飞”作为弥补。但天赋又是什么?通常以为是父母遗传,事实上,很多人具有的天赋和父母毫无关系。而从生命规律科学来看,生命其实有两套系统,一套是父母给予即遗传,另一套是天人感应即你生命中产生的磁场与你的命理或某个天赋吻合就会显现出某方面的天赋禀能。从这两个角度,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生命的本质与规律。但我们还要看到禀赋不仅体现为一种生命现象,其根源就在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的心与自然合一即天人合一,才会产生灵动、和谐与智慧,所以说,我们做事思考问题要用心用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是这个道理。比如饿鬼,是贪心发展的极致。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会表现出极度的渴求,永无满足之时,这种心理被无限张扬后,生命所呈现的就是饿鬼状态。畜牲,是愚痴无知的状态,其生命只是停留在本能的需求上,除饮食男女外别无所求,这种生活和那些为觅食、繁衍而忙碌的动物又有什么区别?阿修罗,是嗔恨狭隘的象征,他们所热衷的斗争,既是嗔心的体现,又是对嗔心的张扬,当这种心态被固定后,生命就会进入阿修罗的状态。可见,生命状态也是某种心念的延伸,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而来。在社会上,不同行业者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仪,学者有学者的气质,商人有商人的风采。这些差别,正是由不同的心行外化而来,是心念由内而外的延伸,也是内心发展的一个结果,不是谁强加于我们的。同样,每个人所具有的无限智慧和能力水平,都是在生命发展过程中逐步造就,逐步开发的。

  生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的归宿在哪里?答案就在我们当下的心行,就看我们现在做了什么,想了什么。现在生命的形态,来自过去生的积累。未来的生命发展,又来自现在的积累。所以,我们要注重当下的努力,这是衔接过去和未来的关键,也是我们改变命运的着力点。

  如果不了解生从何来,生命是没有根的;如果不了解死往何去,生命是没有归宿感的。一个找不到根和归宿的人,自然会缺乏安全感,这也是现代人极为普遍的一种心理。如何获得安全感?很多人是通过积聚财富或购买保险来解决。事实上,在灾难频仍、风云变幻的今天,这些保障又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呵。让向外寻求的心回到当下吧,因为真正的安全感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此刻的心行。我们能够把握当下,就能把握未来,把握生命走向。当我们有能力把握这一切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安,还有什么可以恐慌的呢?生,并不仅仅是活着。活着只是一种最基本的状态,可以精彩地活着才是一种能力。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在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度地过每一天,时刻担心走错一步便会毁掉自己的前程和声誉,因此时刻提醒自己,提高警惕,控制欲望。“享受生活”不同于“生活是用来享受的”,它的意思本不是贬义的,关键在于自己要享受什么,该如何享受。在我看来,享受生活即是珍惜平常日子里的一点一滴:同样,死不仅是指生命结束,更意味着生命的延续。你将以另外一种状态活着——活在他人的评价中,活在他人的记忆里,活在人民心里。而真正值得纪念的,是你的真诚、善良,你的努力、奉献,你为他人带去的快乐,你为这个世界留下的温暖。人,就应当在生前过得轰轰烈烈,勇敢地闯过每一个难关,滚烫过后,才无悔。电影《遗愿清单》中有一句话说到:“上天堂必须回答正确两个问题:你找到生命中的快乐了吗?你为他人带去快乐了吗?”能够真正找到答案,这一生便不虚此行。我们要趁着现在的美好时光,规划自己的人生,记录与身边人的美好回忆,愿你我都能珍惜当下,享受生活!当明天与意外不知哪个会先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便是过好今天,珍惜身边的人,知足、感恩并永远善良。一个人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你要看他如何对待死亡。生命中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面对死亡,这是真的。我们无法逃脱,无法忽视,无论如何都要面对,每个人都一样。对于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总是想得费心伤神。其实,生命何尝不是一个迈向死亡的过程呢?当中包含着无数的学习,贯穿我们整个人生,死亡可比喻为人生这所大学的毕业礼,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生命的宽度、高度和厚度才能决定我们的精彩人生。在人的一生中,生命的意义是短暂的,只能通过“立志”并“实践”来不断扩充其时效性与普遍性。人类的本性是追求永恒的——尤其对中国人而言。但王阳明并不依靠宗教超脱生死:“吾亦自幼笃志二氏,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所以必须有另一个超越的事物来保证生命意义之永恒可能。真正理解死亡的意义,才会懂得珍惜生命的价值。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是多样式的,可以是为人奉献,可以是迎难而上,可以是诚实守信,可以是拥有尊严……有意义的生命都会让你的名字闪光。我们要从观念上、思想上对死亡有更加深入的哲学思考,想开了、想透了,就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屈原曾说: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路漫漫,我将迈向何方,去到哪里?生命有限,而干事创业为大众谋福利是无限的。雷锋曾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我们每个人要以身作则为全社会学雷锋、树新风作出榜样,让学习雷锋精神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雷锋以短暂的一生谱写了壮丽的人生诗篇,树起了一座令人景仰的思想道德丰碑,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雷锋精神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昂扬的精神斗志和高尚的道德追求,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哺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我们要象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短暂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增大,使自己的生命长度高度无限扩延,使自己的生命灵魂和精神思想成为永恒!并与日月同辉,照耀千秋万代!象雷锋一样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人生在世,贵在活着的时光。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有多长,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临,倒不如活得坦然一些。生命的长度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尽量延长,而生命的厚度和高度完全取决于自己,重要的是将目光放到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来,就像司马迁说的:“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为此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活好当下,把有限的生命全身心投入到造福人类的事业中去,以人民为中心,以世界为舞台,以历史为背景,以奉献为手段,以未来为方向,以自身存在给人方便予人幸福、让自己的精神思想福泽人类照耀世界为目标!这样在我们自然生命行将结束之时就可自豪地说:我把所有时间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这样我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永放光芒!我想这就是“我去何处”的最好回答,也是我和我们每个人的最后最好去处。(本章完结)

  2024年11月28日作于差旅途中

  作者简介:熊绍君,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职称,为中国当代知名媒体人、著名正面思考者、激昂深度评论员、正量社会活动家、迥邃预判观察家、纵论思想家、宇观理论家、绍君体诗创立者、全国“今日帮扶〞活动策划创意者、倡导主推者、操作践行者。早年在省直单位供职,历任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省直机关马列理论小组成员、省政府新闻网(报)社长兼总编,后至中直单位工作,先后供职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并担任总编、总监、主编等职,现为中央直属主流媒体频道(栏目)总监兼主编,国际艺术家与企业家刊网联盟名誉总编。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执着的事业心及非常深重的家国情怀,还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多愁善感!他是个极富爱心怜悯心的人,心地非常善良并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他已在全国上下全面开展“今日帮扶”活动,现正在积极筹备“今日帮扶公益基金会”,他把自己有限工资和积蓄大都奉献给了弱势群体及需要帮扶的人,他要把人间大爱献给人类!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构筑和乐,创造美满,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终生的职责与追求,以“笔绘沧桑,文抨时弊;传播正量,讴歌美好;助力公平,维护权益;抑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己任和使命,他才华横溢,能写善辩,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以直率敢言著称,为华夏真正脊梁与良心!他著述近六千万字,发表各类文章四千多篇,获奖一百多篇,作品散见或收录于国际国内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他现在非常繁忙,但依然坚持每天著述一万贰仟字和赋诗一至二首,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可敬可佩!他先后研读于六所知名高等学府及院所,学从三师,知识渊博,品德高尚,论述深厚,观点鲜明,为国为民,已成一家之言,深受高层和网民读者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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